原创王佳同袁苏影复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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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风雨，八面音容，十年积蕴，十二个故事，莫言将目光从历史转向现实、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串联起时代的潮起潮落

自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莫言一时间成为世界作家中的“顶级流量”，然而这八年间并未有大的作品问世，让不少读者感到失望。承载着太高的期许，《晚熟的人》应如何被正确定位与评价？这本书又隐含着莫言怎样的心情和深意青年特此采访复旦大学中文系栾梅健教授，他将为我们解读作品、答疑解惑。栾老师一方面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另一方面也与莫言、贾平凹等当代作家私交颇深，这种多角度的融合碰撞，为我们认识《晚熟的人》、认识莫言及其他现当代作家打开了不同的视角。

”

栾梅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复旦青年记者王佳同袁苏影肖淑方朱怡辰采访

复旦青年记者王佳同袁苏影撰稿

复旦青年记者肖淑方编辑

▲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批评家/图源：采访对象

一、何谓晚熟：明贬实褒下的自我期许

按照山东高密的说法，“晚熟的人”通常用作贬义，指小时候反应迟钝的人。但莫言在此一反民间传统，将其作褒义用，认为人不一定从小就需要非常聪明，而应保持一种自然天性。世俗意义中的“早熟”，即思维过早成年化，不一定是成长最优解，“晚熟”或许更符合人性发展。正如《晚熟的人》中的主人公蒋二，早年因为“晚熟”受到嘲弄，也正因“晚熟”，让他在中老年收获世俗成功。

另一方面，莫言认为文艺创作者也需要晚熟，要保持长久的创造力，作品不能过早定型。自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莫言始终站在文学舆论场的风口浪尖，赞美有之、批评亦有之。有些读者认为他自此江郎才尽，很难再产出优质作品。所以他如今推出以“晚熟的人”命名的小说集，既是自我期许，也是对大众的回应。两年前莫言跟栾老师谈起自己有一部四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初稿已经成型，尚在等待成熟的出版时机。《晚熟的人》只是他的短篇试水之作，与他之前的作品，如《红高粱》、《生死疲劳》、《蛙》等相比，整体艺术水平仍有差距，不足以体现他的晚熟。莫言在文学创作上雄心勃勃，他希望能够比肩马尔克斯，在获得诺奖后还能创作出《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的经典作品，至少可以与他之前的作品并驾齐驱。

当下流行“诺奖魔咒”一说法，认为一个作家获得诺奖之后便难以创作出新的优质作品，这个概念明显有问题。因为诺奖是成就奖，很多作家获奖之时已是高龄，不能刚性要求获奖作家再爆发一次创作高潮。但是也可以看到，莫言获奖时正值中年，这也是我们期待他后续创作经典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这八年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影响了莫言的文学创作，不同的读者群体有不同的评判标准，知识分子对文艺性要求较高，而一般读者更喜欢民间故事形式和复杂曲折的情节走向，既然众口难调，莫言认为不妨先静心打磨，以求经典。

有一点经常被忽视，诺奖本身一度置莫言于尴尬境地。在颁奖词中，西方评委某些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其实不符合莫言的创作实际，故而对莫言的心理造成压力。而他此刻“晚熟”的态度与举措，也不失为应对这种压力的高明对策。

▲《晚熟的人》封面

▲作者莫言

二、融贯众德：扎根民间的文学奇葩

《晚熟的人》这部小说集很好地体现了莫言的创作风格，首先是他的女性书写。《火把与口哨》一文备受赞誉，里面塑造了坚强理性的女性形象——三嫂。其实，莫言公允的、辩证的眼光在他的众多作品里都有体现。以长篇小说《蛙》为例，一般人肯定多以讨伐、批判态度对待姑姑这样一个残害了诸多婴儿的乡村女医生，但莫言试着从姑姑的角度进行说明和化解，不仅提升了姑姑这一形象的纵深感和丰满度，同时将人性的、历史的种种复杂原因一一剖开。这种客观性往往超越性别、阶级，以极强的颠覆性和穿透力对人们的认知和价值评判造成挑战和冲击。又如《红高粱》将世俗意义上的土匪置身于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以原生态、没有被唯成分论污染的态度塑造出纯真的土匪形象，形成较大冲击。囿于篇幅限制，《晚熟的人》很难给读者如《红高粱》般畅快淋漓的阅读感受，但他依旧保持着自己深刻客观的写作品质，同时以“说书”的叙述技巧使其深刻而不虚浮、辩证而不冷峻，承接了一贯的风格脉络。

莫言善用排比、比喻和成语等，求汪洋恣肆之气势，不重精致和雕琢，用最平常的语词渲染出宏大气势，进而达到深刻的穿透效果。莫言曾在演讲中提到，他非常佩服乡村里有的人吵架，不需要精细的遣词用句和妥帖的修辞格，就需要泥沙齐涌、江河共奔的气势，这也是他“作为农民”写作的自觉追求和积极实践，民间那种丰富复杂的语言生态为莫言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莫言在回应“长短篇小说之争”的时候谈到很多伟大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契诃夫、莫泊桑等人，他们均以短篇闻名于世，所以仅以作品长度来评判一位作家是有失公允的。王安忆评价莫言是“天才型作家”，当年以日均一万多字的速度创作出了《生死疲劳》，故而我们不能低估他的创作能量。

三、创作转向：书写记忆的群像与超越

莫言认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是自己之前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但在栾老师看来，这些人物带有明显的记忆特征。这种对记忆的挖掘、探寻、加工又具有某种群体性特征。这一代作家（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张炜、韩少功等）的创作与早年经历息息相关，童年的所见所闻，是他们创作的不竭动力。贾平凹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莫言幼时全家过着贫下中农的艰苦生活，王安忆年轻时去安徽插队这些波折经历，以不同形式展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走向他们曾生活过的那块浸渍泪水的土地上。这一代作家多半都有如此独特而丰富的经历，这是一个书写过去的黄金年代。

然而，贾平凹离开商州到西安生活已有几十年，莫言早在一九七六年当兵以后离开了高密乡，对故土的记忆和深情，也会被时间模糊。作家渐渐从回忆里抽身，转而思考亲身所处时代环境，为文学母体的新生创造条件。贾平凹最新出版的《暂坐》，是在他和西安的茶馆老板熟络之后写的，讲的就是城市知识女性。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书写当下的文学焕发生机、蓬勃发展。

想要成功完成这种转变是十分不易的，然同时又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王安忆、贾平凹和莫言等作家，凭借对早年独特经历和深刻体验的回忆性书写，已经成为了现当代文学的高峰，并且，如果撇开时代滤镜，这一代作家的文学成就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巴金、茅盾等人。他们摆脱了巴金小说缺少节制的感情宣泄和茅盾对政治的生硬书写，改革开放又带给他们无限创作无限可能，栾老师认为，以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为代表的一代作家的集中爆发，创造了一个像俄国文学黄金时代一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并且他们尚于创作盛年，还有无穷无尽的天地等待被发现和书写。现代文学的包容性，注定它不是早晚高峰的单行道，而是一片自由开阔的草原，容得下几十年前的回忆与当下碰撞，形形色色的创作灵感信马由缰。

四、中国传统：诺奖光环下的文化自信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涉及颇多因素，与作家作品、译介情况、评委旨趣，乃至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状况均有关系。早在年，栾老师就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预测了莫言将会获得诺奖，事实证明了这一预测的合理性。这次当我们的记者再问他同样的问题——当下哪位中国作家最有希望或诺奖？栾老师给出的答案是阎连科，其风格和翻译数量已经初步具备争锋诺奖的资格。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期盼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获诺奖视为对我国文学创作的莫大肯定。事实上，如果我们立足自身文化特点加以考究，会发现这种一表征下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肌理。

如果不能深谙中华文化，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学中惯用的微言大义和草蛇灰线，更谈不上细解其中味。《红楼梦》里的每一句诗，都在为不同人物的归宿埋下伏笔，值得反复研读赏玩，这也正是趣味之所在。以贾平凹、王安忆为代表的当代作家，承袭了中国文学传统，将幽微错综的情感隐于字里行间，是要读者仔细推敲揣摩的。栾老师提出，莫言重情节的写作方式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意趣，但如果以中国文学传统为尺度，贾平凹或许更胜一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情节很生动，但在中国人心目中，《红楼梦》的地位更高，而以《红楼梦》为典型的绵密细腻、幽微深邃和曲折回环，只有中国人对文字的高度敏感与流动在筋脉骨血里的文学感觉才能充分感受并高度欣赏的。是否获得诺奖，并不能作为评判我国文学作品水准的度量衡。获得诺奖自然值得嘉奖，但没有获得诺奖，也无必要扼腕长叹。中国当代文学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高大山脉，前方是康庄大道，我们又何须依仗他乡的明月，来照亮九州岛的诗魂？

▲莫言赠栾梅健诗（左手挥就）/图源：采访对象

编后语

没有所谓的“诺奖魔咒”，有的只是莫言更为沉静平实、幽默随散背后不减的创作底气和自我期许。正如诺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所言：“（莫言）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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